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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央行“定向降准”，资金虽然7月以后释放了，货币市场利率下行，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仍在上升，说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依旧不畅。除了打破信用信息的孤岛、政府的风险补偿和分摊，以及需要进行供应链融资等创新和用好直接融资渠道之外，前述分析可以看出，体制上的问题在于对银行的监管要求和政策要求是不匹配的，甚至是错配的（实事求是说，税务部门何尝不是如此，国家政策是要降低税费负担，但税收增长指标同样是刚性的）。

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则表示，蔡英文当局对“中华民国”与台湾的关系种种说法，都是想凸显“台独”野心。 杨开煌强调，除非民进党出现戏剧化的转变，否则不管蔡英文讲话的内容为何，或民进党提出什么两岸说法，怎么调整论述，对北京来讲都是“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”。他认为，现在“统一是个进行式”。

小编登陆IALS网站，在搜索框输入蔡英文博士论文标题，搜索结果显示“Your search yielded no results（搜索无结果）”。“一个人的博士论文怎么会‘missing’？这太罕见了，之前从没听说有这种事。”绿营名嘴表示，“以现在电邮之方便，几分钟就可把论文再次上网”。

2．如何确认股东身份？依据《证券法》的相关规定，上市公司发行并上市交易的股票集中登记、存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登公司”），在股票的上市交易过程中，中登公司根据股票的登记结算结果，确认投资者持有股票的事实并提供股票持有人登记资料。因此，中登公司登记的投资者持股信息，是确认投资者股东身份的依据。

连平表示，专项附加扣除考虑了个人负担的差异性，有利于个人所得税的公平原则。特别是养孩成本高、房贷压力大、看病贵等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的重要生活负担，把这些项目纳入个税抵扣项，全面考虑个人负担的差异性，有助于切实减轻纳税人压力。“这次扩围具有标志性意义。”

此外，一般来说，拥有议价权的明星要求片酬为税后收入，则纳税主体并非明星本人。具体纳税方要根据项目合同问责。北京资深刑事律师易胜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，有些演员在合同中将代缴税款的义务约定为出资方，自己的收入为税后净收入，这种做法当然无可非议。但是，如果明知对方为逃避缴纳采取阴阳合同的方法而给予配合，致使国家税款流失的，如果达到了入罪门槛，则双方是共同犯罪。